周恩来的事迹：关于周恩来的小故事30个(2)

关于周恩来的小故事（11）：

1958年7月，周恩来总理到广东省新会县视察，风尘仆仆，日夜操劳，确实辛苦。时任该县的县委书记党向民同志看到眼里，急在心里，感到实在过意不去，就在周总理离开新会的前夕，悄悄地安排为总理设宴送行。宴会地点就安排在县委院内的一间小屋里;厨师，就是县委伙房的灶事员，而且没什么美酒佳肴，只是些瓜菜而已。尽管这样，在吃喝将近结束时，周总理语重心长地说：“党向民同志，你一月有多少收入，我清清楚楚。这样一顿饭，你请不起，还是让我出钱，算我请客吧！”周总理随即示意他的秘书，把300元人民币交给了县委的司务长。

关于周恩来的小故事（12）：

周总理在加德满都举行记者招待会。在场的美国记者故意拿着中尼两国分别出版的地图，指出两国边境在珠穆朗玛峰这一段的画法不一致，并借此提问：“关于埃佛勃朗峰(即珠穆朗玛峰)的问题，在这次会谈中是否已作出了决定您刚才的话，是否意味着由中尼两国来平分这座山峰，尼泊尔是否同意”周恩来立即回答：“无所谓平分。当然，我们还要进行友好的协商。这座山峰把我们两国紧紧地联结在一齐，不是你们所说的把我们两国分开！”

——边界问题是一个敏感的问题，美国记者的提问既是挑衅，又是圈套，简单回答是或不是都会掉进陷阱。周总理识破其险恶用心，改“平分”为“联结”，证明了我国解决同邻国边界问题的基本方针，强调了睦邻友好政策，所言无隙可击，令美国记者大为失望。周恩来的泱泱大国总理的机敏思维和友好风度在尼泊尔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关于周恩来的小故事（13）：

周总理从日内瓦开会回来顺道访问莫斯科。在为他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他用英语向苏联人祝酒。这时米高扬(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抱怨道：“周，你为什么不说俄语你的俄语很好嘛！”。周总理仍用英语回答说：“米高扬，该是你学习汉语的时候了。”米高扬抱怨说：“汉语太难学了。”此话一出，周总理立刻轻快地说：“没关系，下回到我们使馆来，我们将十分高兴地教你。”

——米高扬的抱怨显然不大友好，周总理的方法是先不予理睬，促使米高扬说出不学汉语的原因。米高扬果然上钩，周总理让他来使馆派人教，把米高扬置于学生的地位。

关于周恩来的小故事（14）：

1945年重庆谈判时，国民党政府的谈判代表对以周恩来为首席谈判代表提出的和平协议难以理解。一官员恼羞成怒地对我方代表咆哮道：“对牛谈琴！”周恩来神态自若，不缓不慢地应了一句：“对，牛弹琴。”

——这位国民党官员说“对牛弹琴”意思是贬低共产党谈判代表的水平，而周恩来原话奉还，还是这四个字，只是在“对”字后停顿了一下，变成两个断句，把国民党官员的言论比作“牛弹琴”，你说绝不绝

关于周恩来的小故事（15）：

文革期间，江苏省射阳县的一群红卫兵到北京上访，周总理接待了他们。红卫兵要求把射阳县名字改掉，理由是“射阳”二字是含沙射影，箭射红太阳。周总理听他们讲明来意后，哈哈大笑起来。他们不理解总理为什么发笑，几只眼睛盯着总理脸上望。总理说：射阳两个字很好嘛，我看不用改了。你们这些小将看问题，为什么不从用心方面去看，而从消极方面去看呢我说“射阳”两字很好，因为我的看法，不是箭射红太阳，而是红太阳光芒四射。周总理深怕他们听不清楚，又重复地说了一句对射阳的解释，射阳就是红太阳光芒四射，你们说对不对说罢，又哈哈地大笑起来。红卫兵代表也都笑了，因为他们对总理的讲话感到心服口服，表示还是叫射阳县好。

——在文革那个特殊背景下，如果周总理从“射阳”的历史渊源和沿革去解释的话，红卫兵未必听得进去。当然也能够用行政命令来压服，但效果也不会好。周总理赋予“射阳”二字新的含义，使红卫兵心悦诚服。我们听故事的人此刻也不得不击节赞叹呀！

关于周恩来的小故事（16）：

九一三事件发生以后，苏联大使找到周总理，阴阳怪气地问道：“总理同志，听说最近中国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周总理平静地回答：“也没什么大事，只但是是森林里倒了一棵树;一棵树上落下一片叶子而已。”苏联大使故作关心地说：“据权威人士推测，此事对中国的影响极为不利呀！”总理答道：“恰恰相反，一颗毒瘤在肌体上自动消失，有百利而无一害。”苏联大使有些恼怒：“总理同志，有句话我早就想说了，你们在国际上口口声声骂我们是社会帝国主义，把我们说得比厕所还臭。既是这样，那么请问：你们的林副统帅在国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为什么偏要投奔我们苏联呢”周总理冷笑道：“正因为厕所臭，苍蝇才喜欢那个地方。大使同志既然明白这个道理，又何必多此一问”苏联大使被说得哑口无言。

——林彪叛逃苏联并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这个消息传出后，国际上一些敌对分子幸灾乐祸。中苏关系当时严重恶化，苏联大使和总理见面时存心想看好戏，让周总理难堪。他见兜圈子达不到目的，就摊出所谓的“王牌”，料想周总理必须无话可说，结果周总理反戈一击，苏联大使陷入十分狼狈的境地。

关于周恩来的小故事（17）：

一个西方记者说：“请问，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周恩来委婉地说：“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资金嘛有18元8角8分。”当他看到众人不解的样貌，又解释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面额为10元、5元、2元、l元、5角、2角、l角、5分、2分、1分的10种主辅人民币，合计为18元8角8分……”

周总理举行记者招待会，介绍我国建设成就。这位记者提出这样的问题，有两种可能性，一个是嘲笑中国穷，实力差，国库空虚；一个是想刺探中国的经济情报。周总理在高级外交场合，同样显示出机智过人的幽默风度，让人折服。你说这样的问题事先怎样准备，没有雄辩的口才和飞速的思维怎样可能做到？

关于周恩来的小故事（18）：

1972年5月，周恩来在检查身体时发现尿中有癌细胞，随后被确诊为膀胱癌，但他不仅仅继续担负着常人难以承受的繁重工作，而且承受着来自党内外巨大的政治压力，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批判极“左”思潮、“组阁”、“反对经验主义”等重大问题上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他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逐步推举邓小平重新走上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成为自己的接班人，为中国今后的前途和命运作出了重大贡献。

到了1975年秋天，周恩来的病情有了新的发展，即由原先的“移行上皮细胞癌”转为“鳞状细胞癌”之后，恶性程度更高了，并很快扩散到盆腔内临近器官、腹腔内脏，继而转移到全身重要器官。他基本上处于卧床不起状态。大小便已开始在床上解决，进食主要靠鼻饲，偶尔在病床上喝一点汤汁及茶水。

从11月下旬起，他身体已十分虚弱，连躺在床上大小便也没有力气，要依靠别人将他身体托起把便盆塞进身体下面去才行。之后，消化道发生部分梗阻，由鼻饲管透过“蠕动泵”输入胃肠道的营养物质不能往下运转，引起腹部胀满不适，只得改为每一天静脉输入抗菌素治疗药物，同时输入必要的营养物质以维持生命活动最基本的热量需要。但是，大剂量的各种广谱抗菌素的反复使用，造成肠道菌群失调引起腹泻，大便量与次数明显增加。进而发生全身性霉菌病，导致持续高热不退，心脏和肾脏功能衰竭，使本已十分复杂的治疗工作变得更加艰难了。

由于全身免疫系统功能已面临崩溃，抵抗力极度下降，癌细胞在体内更肆虐。它们每时每刻在吞噬着周恩来的五脏六腑、骨骼与肌肉，由此引起全身各处难以忍受的疼痛;镇静药物和止痛药品几乎已失去了作用;满脸胡茬，更显出虚弱憔悴的病容。那双令敌人望而丧胆、使同志倍感亲切的眼睛已不再炯炯有神。他的体力十分差，呼吸与脉搏也很弱;说话声音轻微，生命处在垂危之中。

从12月中旬起，终日卧床的周恩来已无法进食，所需要的食物由医护人员用管子直接灌入胃里。这时周恩来的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进食、输血、输液、排液……以至连翻身都受到限制。为了减少周恩来的痛苦，医生不得已使用了安眠药和止痛针。但是，不时袭来的剧痛，仍使周恩来常常浑身颤抖，大汗淋漓。就是在这种状态下，他仍表现出高度的自制力。医生张佐良回忆：“总理用的止痛药，开头打一针可管上四五个小时，之后管两三个小时……他疼得实在不行时，就把我叫进去，说，我很疼，能不能哼一哼，叫唤叫唤。听到那里，我的眼泪都掉出来了。我说，总理，你此刻愿意怎样就怎样吧！”护士许奉生说：“这时总理是很痛苦的，可他从来不哼也不叫。有一次他正睡觉，一下让病痛惊醒了，就问，我喊了没有我们说，你叫叫没关系的，如果你疼，你就哼哼，就叫，没关系。他摇摇头。”

周恩来自1974年6月1日住院到1976年1月8日逝世，共做大小手术13次，平均40天左右要动一次手术。只要身体尚能支持，他仍继续坚持工作。这一时期，他除了批阅、处理一些文件外，同中央负责人谈话161次，与中央部门及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55次，会见外宾63批，在会见外宾前后与陪见人谈话17次，在医院召开会议20次，出医院开会20次，外出看望人或找人谈话7次。

从1975年6月以后，周恩来由于癌症的折磨，身体极度消瘦，体重只剩下了30.5公斤。他清醒地估计到自己的生命“还有半年”的时间，但他依然继续顽强地工作着，同病魔、同邪恶势力进行着最后的搏斗。........

病重期间，每当剧痛袭来时，周恩来紧紧握住医护人员的手，不露痛苦的表情，并安慰和鼓励他们：你们给我治疗是个好机会，能够很好地在我身上总结经验。此刻还有那么多人受癌症的折磨，我就不相信对癌症没有办法，总有一天会突破的！他曾专门交代医务人员：此刻对癌症的治疗还没有好办法，我一旦死去，你们要彻底解剖检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为国家的医学发展做出一点贡献，我是很高兴的。他问大夫：“我很疼，能不能哼一哼，叫唤叫唤”...........

从12月中旬起，终日卧床的周恩来已无法进食，所需要的食物由医护人员用管子直接灌入胃里。这时周恩来的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进食、输血、输液、排液……以至连翻身都受到限制。为了减少周恩来的痛苦，医生不得已使用了安眠药和止痛针。但是，不时袭来的剧痛，仍使周恩来常常浑身颤抖，大汗淋漓。就是在这种状态下，他仍表现出高度的自制力。医生张佐良回忆：“总理用的止痛药，开头打一针可管上四五个小时，之后管两三个小时……他疼得实在不行时，就把我叫进去，说，我很疼，能不能哼一哼，叫唤叫唤。听到那里，我的眼泪都掉出来了。我说，总理，你此刻愿意怎样就怎样吧！”护士许奉生说：“这时总理是很痛苦的，可他从来不哼也不叫。有一次他正睡觉，一下让病痛惊醒了，就问，我喊了没有我们说，你叫叫没关系的，如果你疼，你就哼哼，就叫，没关系。他摇摇头。”

12月20日，生命已经处于垂危状态的周总理，向应约前来的罗长青询问台湾的近况。谈话不到15分钟，周总理就昏迷了过去。1月7日11时，周总理从昏迷中苏醒，用微弱的声音对身边的医生说：“我那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这是周总理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总理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

关于周恩来的小故事（19）：

周总理的小故事

2003年12月19日上午，胶东地区引黄调水工程开工仪式在招远市辛庄泵站工地隆重举行。从电视画面上，笔者注意到一个细节：寒风刺骨的工地上，参加开工仪式的有关方面的领导每人都穿一件棉军大衣，而现场的服务员小姐却还穿着单薄的旗袍。

那里，我想回顾一点往事：1966年4月1日，周恩来总理到地震严重的河北慰问受灾人民，这天上午，王口公社和郭西公社的社员们齐集广场，11时20分，周总理来到广场，登上一辆卡车，正准备向社员群众发表慰问讲话，突然发现现场的群众是迎着风口坐的，原先，当地政府思考到周总理身体不好，期望总理在背风的地方讲话，而周总理只说了一句话：听我口令，向后转。然后命令司机调转方向。开到群众的面前，总理一个人迎风而立，而群众则可背风听他讲话了。

关于周恩来的小故事（20）：

1954的冬天，周总理听说北京的公共汽车很拥挤，老百姓坐车很困难。一天下午五点多钟，正是人们下班的时候，周总理对秘书和卫士说：“群众反映此刻坐公共汽车很拥挤，等车要一两个小时，此刻咱们去了解一下状况，你们不要通告保卫部门。”

周总理一行三人来到北京图书馆附近的汽车站，人确实很多，等大家都上了车，周总理才最后上去。车里人很多，已经没有座位，周总理往车里走了走，抓住吊环，汽车开动了。一开始，人们都没有注意。过了几分钟，一位乘客发现了总理：“哎呀！这不是周总理吗”顿时，车里沸腾起来，许多人站起来给总理让座，不少人往他身边挤，有的人还把手伸过来要和总理握手。秘书和卫士都十分着急，怕把总理挤倒。周总理挥着手大声说：“请坐，请坐，别挤！”这时，一位乘客挤过来，握着总理的手激动地说：“总理，你那么忙，怎样还来坐公共汽车”周总理笑着说：“我也来体验一下你们的生活吗！”有的乘客非要让总理坐下，总理坚决不肯，一向站着和大家亲切地说着话。总理向他们在哪儿工作，住在哪里，生活怎样，每一天上下班坐车要多少时间。车走了几站以后，秘书和卫士劝总理下车，说：“状况也就是这样了，咱们赶紧回去吧！”总理还坚持坐下去，下了车以后，总理又上了无轨电车，在寒冷的夜晚走了大半个北京城。

状况搞清楚了，总理很快召集有关部门同志负责研究解决交通拥挤的办法。他还提出许多可行的具体推荐。比如，画出人行横道线，在繁华路口的马路中间设安全岛等，就是周总理提出来的，都是为了保证行人的安全。